时间回到1947年春夏之交，当年5月4日，中央军委指示刘伯承、邓小平部，要在豫北战役结束后，立刻进行休整，争取在6月上旬强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去建立新的解放区。这期间，在今天的鹤壁境内，西至小河涧、东至石林、南至鹿楼、北至闾寨，鹤壁解放区纵横20余公里的村村寨寨，都有刘邓大军的主力驻扎。
说到刘邓大军在石林，自然要说当时石林的村武装委员会主任苗丕德，他曾经为石林军事会议的顺利召开而跑前忙后。他在回忆刘邓大军在石林的情况时说过，刘邓首长要找人去寺里边帮忙，村干部说丕德你去吧，他就应承下了。第二天清早司务长叫他过去后，他才知道原来部队头一天夜里就已经来到法隆寺了。“我主要是往里边运送柴、米、油、盐、菜。一直到第12天后晌，司务长叫我结了结账。第二天清早再去，一看部队的人没了，走得净蔫蔫的。”苗丕德说。
苗丕德回忆道：“当时总机设在法隆寺的后大殿里，天线就有一人高，从寺院出来路沟边都是往各个村扯的电话线。首长们就在大殿前开会，大概意思是扫清了门前的障碍，就要打到大别山去，结果3天就攻下了汤阴……”
苗丕德描述的情形，刘伯承在他的回忆录里也写道：“石林会议后，准备出击到外线，到大别山；打出去前，还准备打几仗，多消灭些敌人，打出去时包袱就轻点，也减轻点儿根据地的负担。如打了汤阴、打了安阳等，这些都做了，这才过黄河南下。”
《刘伯承回忆录》对石林军事会议给出的注解是：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于1947年6月10日在石林召开的各纵队首长会议，讨论了转入战略进攻的各项问题和各项准备工作。
石林军事会议，在我党我军的历史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贯彻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关于当时中国革命的形势分析，和解放军不失时机地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的指示精神。会议就中央军委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作了讨论，对强渡黄河、激战鲁西南、跃进大别山的战略部署作了具体研究。
参加会议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各纵队首长包括陈再道、宋任穷、王近山、陈锡联、曾思玉、王宏坤、秦基伟、杜义德、曾绍山、郑国仲、阎红彦、谢富治、王秉璋、杨勇等。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主持会议并讲话，参谋长李达，副司令员徐向前、滕代远也发了言。
无疑，石林军事会议是中国革命进入高潮的开始，是人民解放军对国民党军队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的一次重大部署，也是将解放战争推向全国、引向蒋管区各个战场的前奏，石林法隆寺也就成为刘邓大军这支威武之师强渡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解放全中国战幕的历史见证。
1982年8月6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在《给刘伯承同志的致敬信》中写道：“解放战争时期，您正确执行党中央的军事部署，在一九四七年率领十万大军渡过黄河，挺进中原，谱写了我军战略反攻的光辉篇章。”而“千里跃进，逐鹿中原”的起点正是光荣的石林。
在法隆寺的东边有一处坐南朝北、俗称“九门相照”的老式建筑群。穿过其第一厢院的瓦屋正房，就进入院门顶头起脊的第二厢院，这厢院建有东西厢房，正房为楼舍，沿木质楼梯至三楼顶部，可极目远眺，刘邓首长当年就在此楼办公兼食宿。如今，尽管刘邓大军的脚步早已远去，但在石林这片红色的土地上，我们依然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刘邓大军驻扎石林期间与一方百姓结下的鱼水深情。
当年石林村妇救会主席郭运香也曾经在回忆刘邓大军时说，部队在她家院墙边支有大锅，每每都不忘丢下一些饭招呼郭的家人：“快给俩孩子热热吃吧！”
郭运香说，有一次她还被专门叫到部队住处，一位首长俯身和气地问道：“部队在这儿办了什么坏事没有，有没有人糟蹋老百姓的东西？”郭运香实话实说：“都不赖。”临了送她出门的小战士告诉她：“老嫂，你不简单哩，刚才跟你拉话的是俺们的‘老一子’啊！”
人民不会忘记，历史不会忘记。如今，石林军事会议旧址这一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影响力正在与日俱增，它已被纳入以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为主线的“中原解放战争战地游”红色旅游精品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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